格格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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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杉屋（第1页）

将人脸踩在脚下的感觉很异样。

让我想起小时候外祖父捕鱼船上的金枪鱼，重达400多磅的蓝鳍金枪鱼，用高强聚乙烯材料鱼线从海中拽出，醉酒的胖大相扑手般仰面摔上了甲板，船身剧烈颤摇中，外祖父上前一脚踩上大鱼的鳃，对我和仙道大叫：“快把锤拿过来！”老渔夫特有的一种本领，抡起锤在鱼鳃和眼之间的某点一敲，将那滚跳着要把船掀翻的大鱼敲得厥过去，却并不至于死去——“这招只教你们两其中一个，”外祖父说着，“看你们表现。”一边欣赏儿童的政治斗争，他一边整治那相扑手般的大鱼，很快以一个相当不赖的价格，卖给了来港口收货的东京五星级酒店。

这家伙叫安田还是潮崎来着？我望着被我踩在脚下，嘴里淌出涎水的家伙。这家伙当然既没有400磅，也不够格卖去星级酒店，我是为什么揍他来着？哦，他的球服。在教学楼的过道里遇到时，这家伙明明一副战败俘虏样貌，走路那样耷着肩缩着膀——十六七岁就显露出软弱、犹疑、注定一事无成的六十岁一生，他身上竟然穿着鲜红的，印着“shohoku”logo的篮球队球衣。真是令人气不打一处来！

未能成功“谋杀”流川枫，难不成我还不能成功“谋杀”一个无名之辈？

“放、放开我！”

那家伙在我脚下结结巴巴地叫着，“放、放开！今、今天不行！”

听起来就像假如是昨天或明天，他很乐意奉出脖颈请我上去跳蹦床似的。

“唔？怎么偏今天不行？”

“要去乘、乘车了，今天下午和陵、陵南有练习赛，我要去乘、乘车了——”

练习赛，我当然知道这个屎一样的练习赛。我想起上礼拜仙道那家伙曾不怀好意地邀请我，“哦下周，有场和你们湘北的比赛呢……虽说你不敢上场，总敢过来陵南玩玩吧，应该是五月一号下午两点二十吧……”

“你去做什么？”我用匡威erx260的鞋底抵着那家伙的脸，“别告诉我，湘北已经拉胯到连你这个弱鸡也要上场？！”

“我、我要去赛前帮忙打扫体育馆……”

不知叫安田还是潮崎的家伙，涨红着腮，那软弱、犹疑、注定一事无成的反抗可远远比不上蓝鳍金枪鱼，我那陈旧性韧带损伤的左腿，足够将他踩扁，他忽然抻着脖子大叫一声：“当然如果万一让我上场！我万死不辞！”

“滚你妈的蛋！”

我撒开脚，在这家伙的屁股上恶狠狠踹了踹。什么狗屁“万死不辞”，这种只该缩在墙角啜泣着说“求求你，小人上有老下有小”的家伙，居然抢起了丰臣秀吉的台词。我望着他穿着那条红球衣，踉踉跄跄地死里逃生去了。

5月1日，我仍记得早上撕掉的那张日历，12:05，我瞥一眼腕表上的时针和分针。

“……应该是五月一号下午两点二十吧，比赛嘛就顺带看看好了，恐怕不会很好看就是了，当然，我会尽量给你们湘北的小朋友留点面子的。”小我一岁的讨厌表弟的讨厌声音，又在我脑海中响起来。

那天在海边碰到仙道彰，被他拽去了附近的一家杉屋吃乌冬面。我仍记得是1983年，渔村里开了第一家杉屋，临近港口码头，门前挂着脏兮兮的靛青松风图样布帘，渔夫们你推我搡着走进去，时常擤一把鼻涕甩上贴满旧报纸的店墙，九岁的我和八岁的仙道刚挨了外祖父的揍，说好挨得更重、令脸孔更丑的一个请客，我们第一次走进杉屋，我学着他摆出那种老雇佣兵进酒馆的大模大样，像他传授的那样“绝不透露出一丁点菜鸟的胆寒”，在渔夫们的大声嘲笑中，我和他坐上油腻腻的吧台，一人狂吞了一碗乌冬面，本该付款的他却提前溜了号。至此近十年，这家以店面狭窄、价格低廉、老板悭吝著称的连锁快餐馆，成了我和仙道的惯例见面地点。

店内安装了玻璃自动感应门，铺着波普风格圆点地毯，仿造文艺咖啡馆那样摆着七八张小巧、精致、对于吃大份乌冬面来说过于局促的咖啡桌。我们在其中一张桌边坐下，我故意摆出僵硬、不自在的样子，期图早点结束和对方的会餐，当然嘛，仙道全然不在乎。一坐下，他环顾四周，自说自话地点评了一通这家杉屋的装潢，“什么嘛？比其他分店附庸风雅这么多。”

除了玻璃门上张贴一句“今日诗抄”：“我要盘子，我要杯子，我要小小的勺，我要蘸着酱油，我吃着我。”店内黑色墙面上悬挂有一列白框摄影作品，主题大约为“名人在海边”，等候餐点上桌之前，仙道相当无聊地猜测了一会儿其中一张相框里的美艳女郎是谁，他一会儿说是玛丽莲·梦露，一会儿说是费雯丽，老板是个戴着无框眼镜、枯瘦如柴的中年女人，将两碗乌冬面端上来——分量少的像两碗美式咖啡，她用平板无波的语调纠正仙道，那是“朱迪特·戈蒂耶”，“一位曲高和寡的法国女诗人”，她的语气差不多在暗示“就像我一样”，并指着戈蒂耶旁边一幅男子肖像说是“约翰·阿加德”，“别处再没有他那样纤细、残忍的动物诗歌！”似乎生怕被这个徒有其表的年轻人说成是“阿诺·施瓦辛格”。

仙道吃着面，差不多是在咖啡里寻找方糖，他说他转学来陵南高中已经一年多了，“现在自己租了一间一居室，就在附近的公寓区，唔，楼下有菜市场，能买到新鲜罗勒和不赖的帕尔马奶酪，可惜最近燃气灶坏了，不然今天那条黑鲷，倒可以请你去家里吃罗勒酱鲷鱼。”

这种客套话，我当然并不信，既不信他愿意请我去他的寓所，也不信他有耐心为我烧鱼。在渔村时，我从未见他烧制过一条鱼。我想起他那条又馋又赖的狗来——叫津多吧，那时他钓鱼无非是为了喂狗，因外祖父信奉渔民的狗该和渔民一样顽强自立，绝不愿掏钱买“美国人发明的骗钱狗粮——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和英语课一样腐蚀着大和民族！”那条狗因此日渐有了鱼生美食家的修养，黑鲔晓得先吃腹肉，鸡鱼晓得先吃肥美的中腩，倘若活着，上《读卖新闻》开个美食专栏，点评哪个季节、海湾的鲷鱼最“符合狗的脾胃”恐怕不在话下。

“津多死了有两年了？”

“三年。”

“难受吧？”

“嗯，今年刚为它出孝来着。”

他那信口开河的口吻，我一听已知道，这家伙特地把我叫来吃面，却根本心不在焉，他并不真正想和我聊天。我还是王牌三井的那几年，倒可以单方面让话题突进，可以再聊聊外祖父、外祖母，几个月前，母亲给我看了外祖父那张诊断写着“阿尔兹海默症”的病历，固然，也不会比“老狗之死”更令他动容。外祖母的心脏问题，他大约倒也关心。我也可以问问他，他母亲和继父共同经营的那家“田中有机农产品公司”可看到了前景，他那两个同母异父弟妹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可还像小时候那样好相处——他一人跑来神奈川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。

“说真的，干嘛从国际大都市转学来我们小地方？”我到底耐不住好奇。

“钓鱼方便啊。”

我当然仍一个字也不信，“你不会真搞大谁的肚子来乡下避风头的吧？”

他笑笑：“哇，又被你猜中了。”

上一次和他见面，已是一年多前。我代表不愿出席的父母和外祖父母，一人参加了我的舅舅——他的父亲的葬礼。当时他看起来春风满面，不说在葬礼上像个金榜题名的探花郎吧，至少自在得不太像话，我记得他站在灵堂前翩翩有礼地同一位年轻女士低声谈话。

“说起来，都说你在舅舅的葬礼上搞大了他住院时女护士的肚子？”

谈论葬礼上的艳遇倒是疯狗三井的拿手好戏。

“哦，”他喝一口杉屋免费的麦茶，那茶几乎没有滋味，他似乎在头脑里搜查了一下我说的是谁，“你说大沢啊？”

“真的有一腿？”

“她差点当了我第五任‘后妈’，我是说，假如片山再多活一个星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