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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4章 20那年（第1页）

武汉这个城市因为历史悠久，一不小心就能找到秦砖汉瓦，让人产生浪漫和美丽的遐想。这是片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地方。可是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土壤不仅仅只是滋生浪漫和美丽，几千年的荆楚文化也给武汉人深深地打上烙印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地处黄河的中原文化一直以儒文化为正宗的。特别自汉武帝独尊儒家后，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说，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说不在此内，这绝非偶然。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，你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。儒家的孔、孟，崇尚“礼乐”和“仁义”，重视伦理教育，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皇权制度所采纳。

然而，社会有不同群体，有统治人的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。有积极向上的，也有消极悲观的。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，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，他们也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。再说，就个人而言，也不可能一直亢奋。正所谓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，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又自我认命的气质。而老庄学说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，“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的“道法自然”，那种出世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燥，不安和骚动，无论是个人的抑或社会的。处于正统边缘而非最主流的荆楚文化，在少了些约束和框框的同时，又多了些情绪上的浪漫和无奈。在我眼里，武汉人很象古琴台上的钟子期，那种情绪化的孤芳自赏，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，可再没有人比他们更渴望友情和理解。“我本楚狂人，风歌笑孔丘。”李白这句名言，更多地流露出楚人处于政治和地理边缘的冲动、无奈和颠狂。你看不起我，你不尊重我，我就敢看不起你，不尊重你，管你是皇帝老子，亲生爹娘，拔刀举剑，也不是什么做不得的事情。只要你尊重我，信任我，哪怕是异乡远客，甚至乱党贼子，我都会加倍尊重你，信任你。就会掏心掏肺对你好。

如果遇到了一个知音，那么这条性命也都是你的了。于是武汉成了一个绝好的政治大舞台，为各路英雄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场所。曹操、孙权、刘备三方鼎峙决战；黄巢揭竿而起；陈友谅和朱元璋在此争天下；岳飞从这儿出发；太平军攻占武汉后扩军沿江而下；而不拘一格的张之洞督鄂一十八年……演绎的都是惊天地，泣鬼神的大事业。这就提醒我，今天在武汉，在湖北，又将会处于历史风暴的中心，这既是我个人眼界大开的好时机，也是我事业发展的好时候。我应该更谨慎从事，深思一些平常人家想都不敢想的道理。这种局势，倒是收集情报的大好时机。我作为情报部门的实际负责人，手下的情报网迅速发展。当然，我们收集情报的重点还是在湖北新军内，宪兵队、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主要针对新军的官兵，特别是军官。

我在宪兵队、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有兼职，可以说，我是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的特殊人物，但是，在我内心深处，有一种声音一直在不断地提醒自己：我是“安天心”的后代，我不能做有愧先人的事。在满汉两族进行殊死搏斗之际，我要把握好自己。我把钱慧的哥哥钱济仁安排在自己的左右，后来又去慈利把小舅舅的女婿袁东辉调来，这样一来，我就有了两个最可靠的人手。我们之间任何事情都可以明谈。在满汉两族进行生死对决的时刻，我们绝不会帮助那个到骨子里的大清王朝。我把袁东辉安排在明处，让钱济仁躲在暗处。钱济仁和革命党人打交道，知晓他们的动向，但绝不出卖他们。这是我们的原则。

一是我们和他们没有深仇大恨，二是我们只是搜集情报动态，哪一方的情况我们都要知道。袁东辉则可以执行督练公所的任务，完成铁忠或者瑞大人给我的每一件差事。他的淳朴和善良，也让他有了不少朋友。所以，上下对我们很满意。钱济仁为人稳重，做事稳稳当当。他考虑问题很是细致，思路又是很清晰。他在军队中职务并不高，和下层官兵接触很多。他既参加了文学社，又参加了共进会。这在当时，又普遍又不普遍。文学社的主要骨干，基本上是清一色是湖南人。而共进会呢，主要干部湖北籍居多。文学社的等人出身贫寒，共进会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。“穿长褂的人”做了军官，自然心中看不起“泥腿子”士兵。争吵的事时常发生。

那些组织，结构并不严密，只不过人心思变，也没有人去出卖他们。有时在两个团体吵得昏天黑地时，钱济仁总是能置身于事外，到临了他来做和事佬，虽说有人说他原则性不强，倒也很好的掩护了他的实际身份，也让他在革命党人眼里被认为可靠的。这种身份使得他能得知十分准确的情报，尤其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行动和计划。但我也不曾因此有了内线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。能瞒能拖的，尽量不去动这些党人。为的是既保护这些汉家精英，又不拖累钱济仁。

实在瞒不下去，要动干戈的话，也让瑞大人自己冲在前面。袁东辉因为为人老实，所以只做一些事务工作。主要还是掌管钱财之类的。久而久之，他也成了商家中的上手。再说，在这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，是我观察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最好时刻。令人满意的是，在此期间，我有幸结识了唐飞、邓兆麟、周而成、谢天地等人，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兄弟。而且，由于唐飞兄弟的主动让贤，大家还推举我为“泛”的新的元首，我哪，正好利用官方情报网的发展的大好时机，我们“泛”也顺势发展。我的好兄弟唐飞是汉人官员蔡锡勇的亲儿子，而这个蔡锡勇恰恰就是被张之洞委以重任的人。是个可以青史留名的了不起的人。蔡锡勇不是本地人，原是福建龙溪人。

光绪十年由张之洞派充广东洋务局总办，负责办理交涉事务，开设银元局、枪炮厂、水陆师学堂以及制造兵轮等事。1889年年由张之洞调任湖北铁政局总办，先后筹办湖北炼铁厂、枪炮厂、银元局、织布局、纺纱局、缫丝局、自强学堂、武备学堂。1893年，张之洞在武昌三佛阁街创办湖北银元局，总办就是蔡锡勇。蔡锡勇全心全意地干活，果然不负张之洞重望，第二年，银元如期铸成了。这些银元先在武汉三镇试用，效果很好，逐步推广到安徽、江西、江苏等地使用。也很受欢迎。蔡锡勇让儿子唐飞入银库，当了一名普通的库兵。由于唐飞的母亲是“犯妇”，即亲人中有被朝廷视为“大逆不道”的罪犯的直系家属，蔡锡勇娶了她，等于救了她。当然这些必须悄悄的，所以唐飞不能姓父姓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二月，蔡锡勇“因百务丛集，劳瘁过甚”，患脑溢血不治去世，时年51岁。蔡锡勇为政清廉公正，作风严谨。他官至道员，“二品顶戴”，又是统管华中地区财政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所近代大型企业总办，但他却清廉俭朴。蔡锡勇世之后，张之洞在《为蔡锡勇请恤折》中说：他“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，力杜虚靡，丝毫不苟，迨其殁也，竟囊无余蓄，旅殡难归”。死后清廷追赠他为内阁大学士。其实，蔡锡勇身上的谜很多。他还是自强学堂“总办”（校长）。自强学堂即武汉大学前身，其成立比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创办的京师学堂还早5年。蔡锡勇又是第一个引进西方复式会计学的学者。他还翻译了《美国合邦盟约》，即今日美国联邦宪法

。他参考美国凌氏速记学，创造出一种以认读为主，声、韵相拼，分平仄4声的中国式拼音文字，定名为“传音快字”。唐飞牢记父亲的教导，从不暴露自己和蔡总办的血缘关系，即便在蔡锡勇过世以后许多年。全凭着自己的勇猛，唐飞当上了看守银库的队长。但唐飞毕竟和一般的库兵不一样，他的观察力更强。时间一长，他才明白和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。

自1893年起，清王朝最后一个大贪——庆亲王弈劻取代了病入膏肓的首辅军机大臣荣禄入主军机处，就像老鼠掉进米缸里。这个庆王，他在掠夺财富方面马上施展出他的穷凶极恶。也许，他预感到大清的气数不长了。他把官场变成市场，把天下官缺按所谓的优劣肥瘦一一明码标价变法出售。，，